庄子自是欲人由小知以及大知，亦望人之由小人以更成大人。
⑦新世纪派的回应见《新世纪》第57号（1908年7月25日）的《书排满平议后》和《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开思力，现通译为凯士勒，他曾在1880年发表演说，指出动物间除了生存竞争法则外，还有互助法则。
⑩ 新世纪派声称，科学是要探求、发明公理，属探究原理，而革命则伸张、落实公理，促进社会的改良与进化，属于实行。且看农工商贩，有道德的尽多，可见道德是由社会熏染来，不从说话讲解来。章太炎对公理的批判不无偏激之处，但其目的是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以捍卫和挺立个体的自由自主。言公理者，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其中，他对公理的批判尤为强烈，不仅将公理放在首位，而且用了近半篇幅。
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42他在《民报》上发表的《建立宗教论》《无神论》《人无我论》等文，即是这一想法的落实。他还将人为社会而生的观念溯源到西方封建制和宗教的影响：封建帝王为了统治国家而责令大众承担责任，宗教则称人为神创造，因而需要遵从神的命令为社会做贡献。二经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
曹元弼与郑玄最大的差别，也可以说是对郑学最明显的发明，在于用一个永恒不变的道，去统帅群经中不同时代的圣王之法。[9]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10-211页，中华书局2007年。因此曹元弼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曹元弼之重《孝经》，最要在于《孝经》所言之爱、敬，其说云： 爱、敬二字为《孝经》之大义，六经之纲领。
可以说，正是因为曹元弼对经学的理解，抓住了人伦这一核心概念，才可能忽略郑玄经学体系中把经学视为历代各不相同的圣人之法的问题，而又在郑玄的经学体系基础上重建其经学思想。天地之性，即元亨利贞易简之善，在人为仁义礼智信之德，而五常皆出于仁，仁本于孝。
‘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民国二十五年（即西元1936年），唐文治在无锡国专为学生讲《孝经》，将此讲义编成《孝经救世编》，因为自觉惟因为初学讲解，随讲随编，如朱子所谓急迫之意多，沉潜之味少，遂将此编寄给隐居苏州的逊清遗老、唐氏旧交曹元弼以求正，曹元弼的复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有云：凡立教，有为万世者，有救一时者。凡郑注残句，今深求其意，补缀成文，使初学可以属读。） 曹氏之说，取自《中庸注》，《中庸》云：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往时，敬其此书与《礼疏》、《经儒法则篇》同于先圣前立誓自任。而孔子总前圣之大成，通过删削六经，整合前代圣王之法，又作《孝经》以揭示前代圣王之法中共同的立法原则，即爱敬，如此一来，爱敬贯穿了整个经学体系。[27]曹元弼，《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十三册，第472-4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故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曹元弼《周易郑氏注笺释》详述《孝经学》之作曰：文襄师以世道衰微，人心陷溺，邪说横行，败纲斁伦，作《劝学篇》以拯世心，内有《守约》一章，立治经提要钩元之法，约以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冀事少功多，人人有经义数千条在心，则终身可无离经叛道之患，属元弼依类撰集《十四经学》。《中庸》，郑君以为子思述祖德而作，其文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仪礼》十七篇，皆为《孝经》疏义。
例如，《开宗明义章》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曹氏录注并考证补充之文如下： 禹，三王最先者。[32] 就此而言，郑玄以为孔子继周公而为圣，而孔子之法度，最在《春秋》与《孝经》。故今取《中庸注》补之，学者择焉。圣人之创制人伦之法，并非根据一己之心意而加于人之上，圣人本身合于天地，并无一己之心意，是故圣人乃通乎生民之本而顺行之。《士章》云：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有人伦则家有家教，国有国政，于是乎有盛德大业。
二、由法而道：《孝经》与经学体系的重建 在许多晚清民国经学大师的理论构建中，《孝经》并没有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如廖平、孙诒让、康有为、章太炎，皆是如此。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至周公制礼而大备。
自辛亥鼎革之后，曹元弼不问世事，闭门著述，其《周易郑氏注笺释》、《尚书郑氏注笺释》、《大学通义》、《中庸通义》，皆成于此时。（一）《孝经郑氏注后定》与《孝经证》，未成。
[13] 观此七法，其旨不在深研经学，发明大义，而在提纲挈领，入乎人心，正像曹元弼所理解的，用此七法编成一经之学，教于学堂，使学生人人有经义数千条在心，则终身可无离经叛道之患。[40]是人在生的意义上，便为善。
惟亲生之，故其性为亲，而即谓生我者为亲。而郑玄此六德之名，乃来自《周礼·地官·大司徒》，其文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君解《周礼》，对此六种德目进行较为一般化的注解：知，明于事。又，《论语·为政》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故曰为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
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孔子直揭其本原而为之总会，于是乎有《孝经》。而且，《孝经六艺大道录》部分内容，如《述孝》见于《复礼堂文集》，《孝经》脉络次第第四见于《孝经学》。
[46] 通过曹元弼的清晰的描述，可以看出，曹氏对郑君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一语的理解，是站在圣人立法的角度来看的。圣人的教化，要根据人类社会最普遍的天性，因循利导，顺其心而教之，才可能有普遍教化的效果。
大而关乎天下者，聚家成国，聚国成天下，父子、夫妇、君臣，皆为政治问题。[19]其所重郑玄者，盖郑君以礼学为中心而注《孝经》也。
及纣之身，天下大乱，诸侯不朝。故删《书》断《尧典》，夏殷相继，因时制宜，以利生民。一、曹元弼与《孝经》 曹元弼（1867—1953），号叔彦，江苏省苏州府吴县（今苏州）人，肄业于南菁书院，后入湖北存古学堂，为经学总教，又以受张之洞之托，以《劝学篇》守约之法，拟作《十四经学》。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此人心之大可用者。
[37] 曹元弼同样看到，五帝时代与三王时代，封建之制与郡县之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是，在一切制度的差异之外，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圣人立法思想的共同点，也就是一切美好秩序的共同根基，在于爱敬。约之以《礼》，达之以《春秋》，合之以《论语》，考之以《易》、《诗》、《书》。
三，博采经传以证《孝经》，并推崇明儒黄道周《孝经集传》。也就是说，孔子于六经，只有《春秋》是作，其他都只是述。
[29]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三册，第160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11]曹元弼，《复礼堂述学诗序》，民国25年（1936）刊本。
